发布时间:2026-04-15 来源:国将不国网作者:念头不通达了
2022年2月,在AI还没有以今天这样的方式席卷世界之前,Apple TV+上线了剧集《人生切割术》(Severance)。这部剧以一种近乎荒诞的设定,处理了所谓“工作与生活的平衡(work-life balance)”命题。剧中的白领通过“分离手术”,被切割为两种人格:一种是保有生活记忆、却没有工作记忆的“主人格”;另一种则没有既往人生,只负责进入公司、承担劳动的“副人格”。当他们走进公司,意识便自动切换,于是工作与生活仿佛被彻底分离。对于主人格而言,这似乎意味着一种“无痛”的上班机制,因为他根本不必知道自己如何工作,前一秒刚踏入公司,下一秒便已下班。但对于副人格而言,公司却无异于一座监狱,一个没有出口、也没有尽头的封闭世界。所谓上下班,不过只是意识在一瞬间的切换,而他们的时间、劳动与整个人生,却都被永远留在了公司内部,工作也成为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。
对于2022年的我们来说,这样的想象已经足够魔幻。可到了2026年的今天,现实反而显得更加魔幻。2026年4月前后,GitHub上出现了一个名为“同事.skill”(Colleague-Skill)的开源项目,项目首页赫然写着:“将冰冷的离别化为温暖的Skill,欢迎加入数字生命1.0。”
这些极客们当然没有真的对人的大脑实施“人格分离手术”,但其所指向的逻辑,却与《人生切割术》相去不远。我们终究还是舍不得对自己下手,却似乎越来越习惯于把他人的经验与知识乃至某种“可用的人格”,从具体的人身上剥离出来,再转化为可以被调用的系统能力。技术没有切开人的大脑,却在试图切下一个人身上最“有用”的部分,并让它在人离开之后继续运转。
然而,技术越是向前,我们越需要保有敬畏之心。因为一旦我们开始默认,人可以被拆解为若干可迁移和可替代的“skill”,那么被抽离的便不只是经验,还有人的主体性本身。到了那时,我们或许会拥有越来越高效的工具,却未必还知道,如何继续把彼此当作人来对待。至于一个失去了敬畏的未来究竟会通向哪里,恐怕谁也说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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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事.skill封面
一种工作困境:切割自己,还是替代别人
在当下的工作情境中,一种并不总被明确言说、却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,正在逐渐浮现。职场中的人总是被多重压力所裹挟,一方面要应对忙碌的工作节奏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负担,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已经被压缩的时间里,继续挤出精力来提升自我。因为大家都隐约知道,仅仅完成眼前的工作并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安全感,一旦停止更新自己,既有的技能与经验便随时可能被新的技术条件和行业形态迅速冲刷。
也正因此,这种困境并不主要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强度上升,或雇佣关系的正面冲突,而更像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选择压力。我们在工作中一方面被要求不断拆分自我,将经验、能力乃至情绪加以模块化,以适配愈发精细的分工体系;另一方面,又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不安,当这些被拆解出来的“部分”足够稳定并且可复制时,作为个体的我们,是否仍然不可替代?
从当下的现实回看《人生切割术》中的设定,我们会油然生出一种共鸣感。在剧中,完成分离手术的卢蒙公司(Lumon Industries)好似罪魁祸首,是万恶的“资本”。副人格的诞生、运转与规训,都发生在它所搭建的制度空间之中。公司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工作内容,也为他们营造出一套近乎宗教化的文化氛围,使服从、忠诚乃至自我牺牲,都被包装成某种值得赞美的德性。不过,卢蒙的权力也并非没有边界。大多数时候,它的控制主要停留在公司内部。除非有人试图泄密或越界,主人格在公司之外并不会持续遭到追击。这样一看,好似分离手术也并非不可接受,至少对于拥有自主权利的主人格而言,他几乎摆脱了上班的痛苦。
但“分离”之所以让我们“细思极恐”,并不只因为公司强大,更在于员工们几乎都是主动走入这套机制的。接受手术,并非单方面的强迫,而是在“知情同意”前提下作出的选择。有人是为了更高的薪资,有人则像主角那样,是为了从现实生活的创伤中暂时抽身,才选择把自己切开,把痛苦留在一边,把劳动留在另一边。
只是,一旦作出这样的选择,被交出去的便不只是工作时间,而是自己的一部分生命。分离手术不仅不可逆,甚至还可能伴随幻觉、脑损伤等后遗症。但与此同时,它又的确为主人格换来了一种轻松体面的生活。也就是说,主人格之所以能够毫无负担地继续生活,恰恰是因为另一个自己被永久留在了公司里,替他承受那种重复、封闭且没有出口的劳动。
如此看来,问题便不只是公司对人的规训,也是人借由公司之手,对自身进行的一次切割与调用。真正被交换出去的,从来不只是某项技能,更是人的自由意志。这也正是《人生切割术》最具寓言意味的地方:它所呈现的,正是一个人将自己不断交付给公司、乃至将自身的一部分彻底出售给制度的未来。副人格的悲哀,正在于他不只是被支配的劳动者,更是主人格亲手交出去的一件“产品”。
这种自我切割固然荒诞魔幻,但对于副人格而言,更可怕的其实还不是工作本身没有尽头,而是工作一旦停止——无论是离职还是被开除,都意味着自己的存在被直接宣判终结。对于他们来说,工作不是生活的一部分,工作本身就是生存的全部。正因为这种处境并不只属于虚构世界,我们才会对副人格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情。现实中的大多数人,面对的同样是不工作便难以生存的困境,只是《人生切割术》将这种困境推到了更露骨、也更极端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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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生切割术》剧照
作为一部悬疑剧,《人生切割术》虽然没有任何恐怖剧情和镜头,但是却营造了一种诡异的氛围,让观众不寒而栗。它并没有凭空制造出一种新的恐怖,而只是把现代劳动关系中早已存在的处境,赤裸裸地通过主人格和副人格的分离呈现了出来,我们从中看到了被出卖的自己是如何被企业文化所操弄和摆布的。其中主角的处境,也恰恰是当下的普通人所面临的困局。在一个看似正常的技术世界里,我们总是一边试图保全自己,一边又不得不持续交出自己的一部分。这恰恰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之中最普遍、也最隐秘的生存困境。
到了2026年,在AI几乎无处不在的工作环境中,这种困境又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仍然很难停止对自身的持续优化,也很难真正摆脱这种自我切割的逻辑。对许多人来说,或许并不愿意主动“分离自己”,也不愿在一轮又一轮的“优化”中成为被处理、被替代的那一个。可即便如此,人们也很难不被卷入一种彼此提防的处境之中。因为你不去蒸馏别人,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蒸馏你。古人常言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,但在这样的现实之下,防备也变得愈发无用。
蒸馏与Skill:用离职同事造就一个“AI分身”
就像AI在极短时间内进入日常工作一样,“蒸馏”和“skill”这两个原本属于技术圈的词,也突然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它们起初只是模型训练与产品开发中的术语,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场语境,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对于能力、工作和人的理解。
“蒸馏”原本是模型训练中的一个技术概念,指的是将大模型中的能力压缩、提炼,再迁移到更轻量的模型之中,以实现降本增效。但当这个词不断被借用到现实语境中时,它的意味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它不再只是对模型能力的提炼,而更像是在暗示人的某些经验、判断与能力,也可以被从完整的个体中抽取出来,经过整理之后单独保留。仿佛一个人真正值得留下的,只是那些能够继续工作、也能够被交换的部分。至于其余更复杂、更难量化的特质,则都逐渐退到了次要位置,甚至被视为可以舍弃的冗余。
“Skill”也是如此。原本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单词,指向某种技能、专长或能力。但在当下的智能体生态中,它已经逐渐变成一种新的功能单位。伴随着智能体应用的火热,各大平台相继推出AI Skill商店,开发者将某种能力整理为可供调用的模块,以便智能体在不同场景中接入和使用。到了这一步,skill所指的便不再只是人所拥有的能力,而是能力在被拆分、整理并重新上架之后所呈现出的一种数字形态。它似乎仍然来自人,却又开始脱离具体的人而存在,甚至进一步成为一种可以流通、调用和出售的商品。
“同事.skill”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。它是一款基于Claude Code的AI Agent工具,操作逻辑并不复杂。用户提供同事的飞书消息、钉钉文档、工作邮件、聊天截图等职场材料,再辅以若干主观描述,投喂给大模型,便可能生成一个能够模仿该员工工作习惯、说话方式,甚至复刻其处事风格的AI分身。原本附着在具体个人身上的工作经验,到了这里,被进一步整理为一种可以由系统接续下去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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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事skill支持的数据来源截图
如果说《人生切割术》写的是人如何把自己交给制度去切割,那么到了AI时代,被切割的对象便不再只是自己,也开始转向他人。过去,职场首先要求的是自我压缩,也就是不断地把人训练得更高效、更稳定;如今,技术却进一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,即把一个人身上那些最有用的部分,从其本人那里分离出来,并设法留在系统之中。这样一来,职场中的问题便不再只是人如何适应工作,而是人离开之后,什么还能被留下。同事也因此不再只是与你并肩做事的人,而可能在某一天,变成一个仍可被继续调用的“部分”;但这种留下往往并不以个人意愿为前提,也未必对应任何应有的报酬。
而一旦被“蒸馏”,被保留下来的便不只是某项中性的技能,而是一个人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经验、判断,甚至某种难以明说却真实存在的行事方式。表面上看,被留下的是能力;实际上,被抽取出来的,却是一个人曾经附着其上的劳动痕迹,乃至人格的一部分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这样的“蒸馏”往往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。它最终生成的结果也许未必真的足够可靠、足够有效,却已经足以在职场中制造出一种更迫近的焦虑。人尚未离开,便已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在离开之后,仍以另一种方式被系统继续使用。
“skill”与“蒸馏”的出现,进一步暴露出一种正在逼近现实的职场想象。今天被开源“蒸馏”的可以是离职同事,明天也可能是前任员工、师兄师姐、导师,甚至是那些以公开内容为基础、被不断模仿和重组的公众形象。例如,有人直接将近日去世的考研名师张雪峰,进行了“蒸馏”,作为一种Skill项目在网络上分享。
这种荒诞怪象比《人生切割术》的剧情更加离奇且恐怖,因为这样的“蒸馏”本身几乎不再以是否应当、是否合宜为前提,而只是默认一切可见可得的内容,都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可用的资源。它所暴露出的,不只是技术能力的扩张,更是一种敬畏的退场,对生者如此,对逝者亦然。说到底,当一个人身上的经验与数字痕迹,都被视作可以随意提取和调用的材料时,真正被消耗掉的不仅仅是我们面对技术与他人时本应保有的分寸感,更是人最基本的尊严。
从“困于工作”的痛苦到“失去工作”的焦虑
如果重新回到《人生切割术》的世界,再来看今天的工作与劳动力市场,许多问题便会显得更加复杂。我们原本以为,最坏的未来不过是“打工人”被困在一个近乎囚笼的工作体系之中,在高压、封闭而单调的劳动中不断消耗自身。但比这更令人不安的现实或许是,未来的某一天,我们甚至连进入这座“囚笼”的机会都未必还会拥有。
这也正是AI技术反复引发焦虑的原因所在。我们持续追问的,从来不只是技术会不会改变工作的方式,而是它会不会进一步挤压人的位置,削弱就业市场,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机会。这个问题之所以挥之不去,正因为它所触及的并非抽象的技术想象,而是最现实的生存处境。
面对这一问题,悲观者固然不少,也总有人认为,这类忧虑不过是杞人忧天,仿佛今日对AI的担忧,不过重复了当年珍妮机出现时纺织女工对技术的本能抗拒。然而,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乐观还是悲观本身,而是大多数普通人在面对如此庞大的技术系统时,实际上都缺乏足够的决定权。AI不会因为个体的忧虑而停止发展,也不会因为某种善意的期待,就自然走向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友善的未来。
也正因如此,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AI,而在于当技术持续向前推进时,普通劳动者究竟还能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,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自身的生存。相比于《人生切割术》中那种被制度困住的恐惧,今天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种更为沉默的处境,我们并非被永远关进系统之中,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视作可以压缩甚至剔除的部分。
可这样的现实,并非毫无先声。早在二十年前,项飙在其著作《全球“猎身”: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》中,便已从世界信息产业与印度技术劳工的关系出发,触及这一类互联网企业的劳动力困境。在他看来,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不单纯建立在某种客观、稳定的人才短缺之上,而是伴随着一种被不断生产出来的“短缺”叙事。项飙指出,在互联网企业扩张过程中,一直存在所谓“金融民主化”与IT劳动力“虚拟”短缺并存的现象。换言之,在IT劳动力的供需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缺口,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更关键的是,雇主始终希望劳动力供给能够持续扩大,以支撑业务规模的增长。也正因此,与真实的短缺不同,这种“虚拟”的劳动力短缺不可能被真正填满。供给越多,短缺反而越容易被放大。于是,技术人才“短缺”与高失业率并存,便不再是偶然现象,而可能成为新经济中的一种长期结构。正如他在考察“全球猎身”业务时所看到的,劳力行一方面让不少工人闲置,另一方面却仍在市场上不断吸纳新工人。(《全球“猎身”》,P25)
如果说当年的“猎身”揭示的是信息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劳动力的流动与储备,那么到了今天,这一逻辑在AI时代并未消失,反而变得更加细密,也更加日常。过去,企业主要关注劳动力数量上的充裕与替换空间。随着大模型与智能体的普及,这种关注又进一步深入到个体的技能、经验乃至生命历程之中。
项飙还提醒我们,IT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力量,并不在于技术本身,而在于它被嵌入其他技术与操作体系之中,从而提升整体效率;反过来说,如果没有新的生产管理范式,没有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,也没有围绕“新经济”形成的观念支撑,技术本身并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效应。因此,“IT本身不仅是一项技术,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”。(同上,P158)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看,依然极具解释力。AI所带来的焦虑,并不只是因为它更强大,而在于它正在被纳入企业管理与劳动组织的体系之中,并不断渗入日常生活。无论身处什么学科、什么行业,我们都很难回避AI的影响,也无法不去思考它将如何改变自己的工作、未来的职业规划以及整个就业市场。
行文至此,《人生切割术》的寓言意味再次显现出来。剧中的副人格至少仍被市场系统所需要,因此才会被长期留置于公司之中;而在现实中,未来的市场系统未必还需要一个完整的人。它更关心的,可能只是我们身上那些可以被拆分并继续使用的部分;至于其余难以量化、难以转化为效率的内容,则越来越容易被视为无关紧要。到了这一步,技术带来的变化便不再只是效率层面的调整,而开始直接逼近人的边界本身。也因此,我们不得不反复追问在AI日益强大的学习与模仿能力面前,我们作为人的价值,究竟将安放在何处。
结语
也许,仍然会有人质疑,当下大多数AI生成内容还不足以替代最顶尖的人才。又或者认为,AI始终缺乏真正的创造性。这些看法当然有其依据。同样不容忽视的是,尽管大语言模型有着长期的技术积累,但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应用迅速进入知识与内容生产领域,实际上仅发生在近几年。而也正是在这短短几年间,写作、检索、学习、办公乃至创作的方式,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。未来将会走向哪里,没有人能够断言,但至少可以确定,它绝不会停留在今天这个样子。
未来的我们未必都会成为被“蒸馏”的对象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,AI真正能够提炼出来的,也许只是某些可以整理、可以调用的技能与经验;但人之所以为人,终究并不只在于这些。那些真正珍贵的部分,往往恰恰不是一套可以被封装的 skill,而是人的talent,即我们的才能与想象力,是面对未知时仍愿意继续追问、继续探索的能力。技术或许能够不断逼近人的外部形式,却未必能够真正取代这种面向未知的勇气。
《人生切割术》中的卢蒙公司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可能性:当一个组织失去敬畏之心,人的完整性也会被让位于效率和商业保密措施。先河一开,接下来的一切总能找到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,很多边界便会随之松动,甚至再难回头。
我们今天面对AI与形形色色的 skill,或许也是如此。无论是将离职者做成 skill,还是将逝者转化为一种可以继续调用的数字存在,其背后所显露的,都是某种敬畏的缺失。尤其是当这一切以戏谑、玩笑甚至轻松的互联网语气被不断传播时,人们反而更容易忽视其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征兆。技术当然可以不断推进,但问题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,更在于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理解他人的方式,又将如何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也许,人文的意义也正在这里。它未必总能进入技术内部,解释每一个模型、每一种机制究竟如何运作。但它至少应当持续追问,技术正在把我们带向何处,又正在怎样改变社会关系、劳动伦理与人的位置。《人生切割术》中的几位主角,他们的副人格不断试图逃离那座牢笼,追问卢蒙公司背后的秘密与真相。打动我们的,不只是他们的痛苦与挣扎,更是那种即使身处封闭秩序之中,也仍然没有放弃追问外部世界的冲动。那里既有对自由的恐惧,也有对自由的向往。说到底,本文以及《人生切割术》真正想要阐明的,或许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技术或资本主义运作体制,而是在技术愈发强大的时代,重新唤回一种对于人的主体性、人的边界,以及技术本身的敬畏。